唐朝皇帝的心理危机:只信任宦官！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到衰的分水岭。这个盛极一时的超级大国，经过这次沉重的打击，从此一塌糊涂。史学家们从多个方面总结了安史之乱对唐朝的影响，并写入了历史教科书。然而，历史学家似乎忽视了安史之乱造成的唐朝皇帝严重的心理危机。事实上，皇帝的心理危机对唐末的政治格局有着深远的影响。皇帝心理危机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不再信任武将，而只信任宦官。因为太监是宫中的奴隶，在皇帝看来，他们不会有叛乱的风险，皇帝从小就由太监服务，认为彼此感情和谐，值得信赖。
唐玄宗开创了历史上罕见的开元盛世，无疑是一位有成就的皇帝。然而，安史之乱，玄宗之前的高度自信，一夜之间消失了。因此，当他命令将军高仙芝、封常清领兵平叛时，特地派宦官边令诚为监军。然而，宦官作为监军一开始就制造了一场悲剧。心胸狭窄的边令诚因与高仙芝、封常清意见不合而诬告他们贪污军粮，动摇军心。唐玄宗听信诽谤，毫不犹豫地杀死了这两位战功卓著的将军。可见唐玄宗的心理危机有多严重。
唐肃宗也出现了同样的心理危机。乾元元年(公元758年)9月，苏宗命郭子仪、李光璧等9节度使率60万大军围攻相州，讨伐叛军。为了监视这些将领，苏宗没有设立元帅，而是任命宦官鱼朝恩为军容宣慰处置使——这是苏宗的新名，即没有大元帅名义的大元帅。对兵法一无所知的宦官成了最高军事长官，战争的结局也不难预测。果然，相州一战，唐军大败，战马万匹只剩三千，刀枪十万几乎全部丢失。战后，鱼朝恩把失败的责任全部推给了郭子仪。肃宗不知是非，解除了郭子仪的兵权。
宦官由于生理残缺，大多心理扭曲，一旦得势，往往比正常人更贪得无厌，横行霸道。因此，宦官担任监军造成了许多不良后果，许多藩镇将领甚至被迫造反。大将仆固怀恩在平定安史之乱中战功显赫，一门之中有46人为国战而死，女儿为国家和亲政策，也远嫁回复汗国。但由于他得罪了宦官罗奉仙，罗奉仙便秘密起诉他谋反。仆固怀恩发现后，不愿做高仙芝第二，只好叛变。昭义节度使刘悟、同华节度使周智光，同样无法忍受宦官的侮辱和欺凌，被迫造反。周志光造反时发表声明说：“仆固怀恩本来不反，被你逼反；本来也不反，今天为你而反。藩镇将领被宦官逼反，进一步加剧了皇帝的心理危机，形成了恶性循环。
宦官不仅被派往军队担任监军，而且在朝鲜的权力也急剧扩大。李辅国是安史之乱后第一个权势显赫的大宦官。他因拥立唐肃宗而得到信任，随肃宗回到长安后，拜殿中监，封Xi国公。当时，包括宰相在内的朝中百官必须经李辅国批准才能见到皇帝；皇帝的诏书只有在他签字后才能实施，大臣们不敢批评。苏宗死后，李辅国又立王子李豫即位，即唐代宗。此后，李辅国更加傲慢，他甚至对代宗说：“皇帝只需深入宫中，外面的政治事由来处理。由于李辅国掌握了中央禁军的权力，代宗敢怒而不敢言。后来，另一位宦官程元振夺取了禁军兵权，代宗派人将李辅国大卸八块，终于出了一口恶气。李辅国死后，朝政被宦官程元振操纵。
后程元振被放逐，权力由宦官鱼朝恩控制。鱼朝恩曾两次出任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他根本不把代宗放在眼里。代宗不得不设计并杀死鱼朝恩。显然，重用宦官也会导致灾难。因此，唐德宗即位后，决定调整心态，对宦官进行整治。德宗派宦官给淮西节度使李希烈送礼节。宦官回京后，德宗得知李希烈不仅送了他700块丝、200斤黄茶，还送了他骏马和奴仆。德宗怒不可遏，将宦官杖指责为60后，并处以流刑。这件事传出京城，那些奉使出京还没回来的宦官，都悄悄地把礼物扔进了山谷，没收到礼物也不敢乱来。
然而，美好的时光并没有持续多久，泾师的变化很快就发生了。泾原叛军进入长安时，德宗信任的禁军将领无法召集一兵一卒来保卫他。在匆忙逃跑时，德宗只能依靠他在东宫时的一群宦官。回到长安后，德宗立即任命宦官领导中央禁军神策军，后来进一步加强了宦官担任各地藩镇监军的制度。也就是说，德宗最终未能摆脱安史之乱造成的心理危机，反而受到泾师之变的影响越来越深。
几代皇帝的心理危机终于导致了无法控制的残局。德宗之后，宦官势力掌握了禁军兵权，发展到随意废除皇帝的地步。顺宗即位仅几个月，就因支持改革派夺取宦官兵权而被宦官安排退位；接班人宪宗曾不屑一顾地说，宦官只是家奴，后来却被自己的家奴杀死。新即位的穆宗在宦官的压力下不敢追究；文宗时，为了切断势力膨胀的宦官，首相李训编造了天降甘露的谎言，准备在宦官参观甘露时抓住他们。然而，由于所选演员的演技太差，大宦官仇士良看到了缺陷，导致了甘露事件。不仅数千名官员被杀，文宗本人也被宦官劫持。从此，宦官干政达到了顶峰。从那时起，宦官政治达到了顶峰。从宪宗到唐朝的九位皇帝，除了尊宗作为王子，其余的都被宦官废除了。
事实上，安史之乱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将军都不可信。至少许多参与混乱的将军都是值得信赖的。不幸的是，当时没有心理咨询。如果唐朝皇帝的心理危机能够及时解决，也许宦官政治的历史将被改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