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庙会
为居家生活而设的
庙会起源于祭祀。但由于中国人一直缺乏西方人纯粹的宗教态度，他们往往以实用的态度看待鬼神。宗教制度和信仰不是他们接近宗教的原因。相反，他们认为谁有理由就相信谁，需要谁就找谁。如果他们没有，他们必须建立一个（如痘疹娘娘）；不需要的时候，不管属于哪个教的神，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此外，各地各种形式的原始民间信仰也积极配合佛教和道教，参加佛教和道教的节日庆祝活动，帮助群众逐步以寺庙观为场所，形成基于宗教活动的聚会，最终为寺庙博览会的诞生创造条件。另一方面，这也标志着宗教活动日益世俗化。这主要表现在庙会的组织者一般不是庙观中的僧人和道士，而是民间人士出面协商。毫无疑问，这也极大地扩大了寺庙博览会本身的吸引力和活力，公众的参与意识逐渐增强，商业氛围随着群众和娱乐的增强而相应增强。这是历史上的唐宋时期。庙会的规范化、规范化、普通化，对促进所在城市的繁荣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就像北京隆福寺商业区的形成一样，取决于隆福寺庙博览会的繁荣。以蓝岛为中心的东大桥商业区也是在东岳庙庙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那里“触鼻尘污”、庙会上的“衢巷蒸”．官员、商人、乞丐、僧侣等。，无论高低，熙熙攘攘，并肩而行。参观神灵、买卖、游玩观景的混为一体，呈现热闹繁华的景象。
二
北京庙会起源于1000多年前的辽代，被称为“上思春游”。分析北京庙会发展兴衰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些基本特征:
首先，庙会的兴起与人们对它的需求以及它在人们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有关；其次，它也与中国人民的宗教观念密切相关，尤其是北京人。尤其是春秋两季，是北京最好的季节。此外，大多数寺庙都位于城外美丽的山川之间，风景幽静，易于玩耍。因此，将祭祀与春游相结合，成为敬神自娱的绝佳形式。第三，这也是商业不发达时商品买卖的必然要求。尤其是在祭神的同时，能够满足购物娱乐的各种需求，成为人们乐此不疲的原因。从组织者的角度来看，寺庙宫观也可以借用租赁场地设备，一方面扩大佛教和道教本身的影响；另一方面，收集“香钱”，以弥补收入和布局的不足。因此，在地势宽敞、游客云集的地方，经常形成市场逐渐形成。最后，庙会的举办，特别是经常性庙会的举办，必须以集镇和市区为主要场所，即交通衢、人口聚居场所。当然，上述四个原因往往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相互影响和互动的。
在有史可查的记载中，北京最早修建的寺庙可以算是白塔寺，具体时代是辽朝。当时白塔寺还不在辽代都城。但由此可以算出，既然位于辽代都城东北部，就可以建佛寺――白塔寺，所以在都城建寺也是必然的。此外，人口集中，为举办庙会创造了独特的条件。因此，辽代北京地区完全有可能有庙会。
在金代，天长观改名为太极宫（元代为长春宫，明代后更名为白云观）。虽然没有直接描述寺庙博览会的情况，但《元史》有其强烈的香和源源不断的记载，因此也有寺庙博览会的基础。当时，护国寺、东岳寺、九天宫、十八狱、城隍庙都有庙会。不仅如此，这些庙会还因为每月定期举行祭祀活动而成为定期举办的庙会。
元朝时期，在首都举行的各种宗教祭祀庙会中，道家宫观众多。这是因为在金元战争期间，北方道教宗派全真派乘机崛起，受到金章宗特别是元太祖的赏识。
与此同时，由于当时的元大多是世界关注的政治、文化，尤其是商业中心。因此，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都来参加贸易活动，这里出售的商品数量和品种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毫无疑问，这也为元大都的庙会市场提供了丰富的商品，促进了庙会经济的发展。其中，自由出卖被掠夺的奴隶．它也成为元大都庙会上公开甚至大规模的活动。许多庙会都有奴隶贩子贩卖人口。这说明元代许多地区，尤其是北方少数民族地区，仍有奴隶制的残余。此外，疏忽管理作为定型之初的庙会活动也是必然的。这些都表明元代庙会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
除上述白塔寺、白云观、东岳庙会外，元代著名的庙会还有土地庙(位于宣武门外下斜街)、无一例外，九天宫、十八狱等都属于民间道教体系。尤其是城隍，作为传说中的道教守护神，在元代尤其受到重视，不仅数量多，而且规模大。就像最大的都城隍庙一样，在每年5月11日的祭祀日，它已经成为全市最热闹、人数最多的地方。此时的城隍庙，可以算是京城庙会史上最繁荣的时期。即使明朝代替元朝，北京再次定都后，道教的正统地位依然如故。因此，东岳大帝、城隍、药王、碧霞元君等民间道教神成为道教甚至大多数宗教崇拜者的祭祀对象．这也带来了上述神庙祭祀的极大香火和庙会的繁荣。此时，朝廷不再对宗教采取“放羊”政策，而是加强了管理，建立了严格的制度。其中，道教管理机构为道录司。而其办公地点，其实就是东岳庙。然而，与元朝相比，道教的发展势头虽然迅速，但似乎略逊于佛教。因为明代佛教的发展比以往任何朝代都更加繁荣。仅就目前京城仍存的庙宇而言，建于明代的庙宇占很大比例，其次是清朝乾隆年间。当然，佛教的繁荣主要来自朝廷的支持。
统观佛教和道教。明朝定都北京以来，新建、重建、扩建的著名宫殿寺庙包括花市火神庙、吕祖阁、龙福寺、吕祖观、吕祖观、南药王庙、北药王庙、东药王庙、财神庙、卧佛寺、盘桃宫、灶君寺、善果寺、江南城隍庙、大钟寺、北顶、南顶、东顶、西顶、中顶、妙峰山碧霞元君庙。几乎所有上述庙观都有庙会。再加上前朝现有的土地庙、白云观、护国庙、东岳庙等庙会，一时间，京城几乎成了庙会的海洋。在这些庙宇中，有些是皇家进香的地方。在这里举办庙会，朝廷与宗教两大势力的结合，无论是香火、集市、娱乐，还是热闹非凡才怪。
至于都城隍庙之市，起源于刑部街宜东的教坊，延伸至都城隍庙，绵延十里庙市。十五、二十五开市。买到的东西一定要买，适用的东西一定要买，奇怪的东西一定要买，丝绸的东西一定要买，可以奉上的东西一定要买，后人可以为禧一定要买，妾花婉之好一定要买。仙佛供奉必买，儿女婚姻必买，公姑生日必买，冬夏必买，南北必买，夫妻必买，衙门必买。因为以上14项“必买”，走出庙会一定要买山积，不难想象人的尴尬:尽管如此，没有人嘲笑。
除了上面提到的两个庙会(市)，道教寺庙的庙会活动特别有个性，比如崇文门外西花市街上的火德真君庙(火神庙)。明朝隆庆二年(1568)建成后不久，就成为庙会市场，销售各种商品。直到中华民国，香火依然不断祭祀。后来演变成纯集市――花市。明代京城建设最多的药王庙，也成了举办庙会的好地方。最著名的药王庙――南药王庙也位于崇文门外，自明初以来，这里香火十足，从除夕到元旦一夜不停。清中期以后，虽然香火逐渐冷落，但庙市蓬勃发展，以此为中心，形成了贸易交易市场。东晓市街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由于供奉歌剧界的创业神，这里还在寺庙真武殿后面建了一座戏楼，成为城南地区举办演出的理想场所。这也可以算是祭祀场所世俗化的代表。自康熙年间以来，北京有三座佛教寺庙――龙福寺、护国寺、白塔寺开始兴盛。此外，清代还有广安门外的财神庙、潭柘寺、妙峰山碧霞元君庙等地的庙会。
清末，国事日落，外辱不断，维持了200多年的清朝日益陷入风雨飘摇。政治动荡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们生活枯萎，寺庙博览会自然变得岌岌可危。不久，外商开办的洋行逐渐增多。随着王府井商业街的迅速发展，东安市场再次建成。虽然这里没有庙会之名，但却有庙市之实。在销售的商品中，包括古董、钟表、钻石、金银器皿、高档服装和各种装饰品。毫无疑问，对此最感兴趣的是住在东西交民巷的外国人。在这种情况下，龙福寺庙博览会主要销售古董、古茶、珠玉等高档商品，逐渐失去了许多固有的上层客户，不得不转向普通工人。因此，龙福寺庙会不仅日用品数量迅速增加，而且风味小吃、娱乐杂耍等娱乐活动也特别丰富。
庙会服务对象的变化扭转了一段时间的危机，进入了庙会发展的第二个繁荣时期。
不仅如此，寺庙博览会还及时延长了开放时间，增加了寺庙博览会的数量。例如，1929年，龙福寺庙博览会从原来的每月9、12天改为每月12天。大月底，再增加1天，共13天。
从上表可以看出，龙福寺庙博览会是每月各地寺庙博览会中开幕次数最多的。不仅如此，它的规模也是最大的。根据1935年北平寺庙博览会的调查，在龙福寺庙博览会期间，共有460个摊位，486个外部摊位，共946个。可以说，在首都的寺庙博览会中，寺庙博览会的规模最大，其次是保护国家的寺庙，其次是白塔寺。
三
过去的北京，不仅庙宇多，庙会也多。
上表为庙会举办场地，建于各朝庙宇、宫观情况。显然，明朝是建筑数量最多的。这可能是因为辽、金、元三朝是北方少数民族的统治者。皇权和宗教权都集中在上层人物手中，人们对它的理解和宗教对民间的控制非常有限。同时，这些占主导地位的少数民族的经济水平仍处于封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水平，甚至奴隶制经济水平。商品交换的欲望还是很低的。明朝就不是这样了。朝廷作为统治者，对宗教在维护其统治中的作用有着清晰的认识。与此同时，这也与明太祖朱元璋本身就是出家的和尚有关，因此，学佛的风气远胜于前朝。此外，明朝迁都北京后，商业发达，经济条件良好，有可能支持大量僧侣从事佛教活动。随着朝廷寺庙和僧侣数量的迅速增加，结合几代寺庙博览会的传统，明朝寺庙博览会将逐渐繁荣，延伸到清朝和中华民国时期。
在众多的庙会中，由于时间、地点、内容等原因，不可能以单一或一两个简单的标准对其进行分类。这种分类必须是多标准和多层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