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使辽金行记看宋人“华夷之辨”
辽金文化的形成难以概括为“汉化”，但中原文化与北方文化相互“包容”的结果。辽金文化是不同于原北方文化和原中原文化的“第三种文化”。南宋使者对这种文化涵化现象的厌恶、恐惧和排斥告诉我们，宋人想要严格区分“夷”的“夷”并不是处处反对“中国”的“古夷狄”，而是混合了华夷、兼容胡汉、颇具“中国”的“今夷狄”。相比之下，宋使者欣赏和赞扬了没有太多汉化的“夷狄”。
在历史教科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宋朝结束了五代长期的分裂战争，重新统一了中国。事实上，宋朝实现的统一局面根本无法与汉唐相比。北宋和辽朝互称天子，南北朝相称。在南宋，中原三分之二在金朝的统治下。绍兴十一年(1141年)达成和议，宋朝称臣纳贡。现实中，宋朝承认金朝是“世界之主”。
1143年12月(绍兴13年)，宋金互派使者何正旦正式开始通使，直到1217年(宋嘉定十年，金贞佑五年)金宋开战。两国结束外交关系，宋金保持通使70多年。七十多年来，宋代前往金朝的使者都是经过淮北、河南、河北到达金朝的中京，现在是北京。通过宋代士人的眼睛，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如何理解和适应当时的“世界”的。
“朴茂之风也替”
早在北宋末年，宋朝就频频向初兴的女真政权派遣使者，商议合军攻辽，史称“海上之盟”。后来领导了五马山抗金义军马扩于宣和年间多次出使金国，留下了《茅斋自叙》等第一手资料。在他眼里，初兴的女真虽然贫穷荒蛮，但朴野厚重，精力充沛，他并不欣赏。宣和四年(1122)，马扩曾与阿骨一起打猎，当时女真总部已有农业生产，但居民稀少，只能种一些谷仓、捣米。在狩猎中间，马拓与阿骨打和其他女真贵族一起吃饭，被称为“皇家宴会”。它只是在土炕上放了几张矮桌子，每人一碗米饭，用木盘上装满盐渍的瓜菜，各种肉要么烤，要么煮，要么生吃，用刀切。晚饭后，他用薄酒喝了一杯冷饮。十多天后，马扩以宋使的身份向阿骨送上国书，并赴宴。当时，被称为皇帝的阿骨打没有修建宫殿，只有一栋房子。炕上有两对金色的椅子。阿骨打和他的妻子坐在一起，另一位妻子亲自做杂务。阿骨打马扩说：“我家自上祖传，止有这样的风俗，不会奢饰。只有一个房间，冬暖夏凉，更别说修宫殿了，劳动人民也是，南使不笑。”
和马扩一样，宋人其实很欣赏女真初兴时的淳朴习俗，尤其是君臣官民之间的平等。靖康元年(1126)陷金，绍兴十年(1140)回南宋的张辉说，金太祖阿骨打时期，虽然女真人被称为君臣，但她们的关系就像亲密的战友，“手牵手，咬头扭耳。至于同歌共舞，莫分尊卑无间”。虽然像“兽”一样，没有“仪法”，但“情通心一，各无觊觎之意”。(《金虏节要》)另一位名叫陈准的南宋使者，曾记录过战争中女真族实行的军事民主制度:“国有大事，适野环坐，画灰而议，自卑者开始，议后漫灭，不听人声。军将行，大会而饮，使人提出建议，教练听而选择，其合伙人即将，任其事。“据说它在南宋广为流传。很多人认为这是女真族团结不可战胜的重要原因。朱称赞道：“奖惩如此明确，以至于你不能安定下来！(朱子语类卷133)
从金太祖到金熙宗，短短十多年，女真族从落后的氏族部落联盟迅速发展壮大，灭辽灭宋，从各个方面迅速学习吸收中原汉文明，用残酷的暴力手段消灭氏族贵族势力，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金朝的兴起速度惊人，气势磅礴。然而，在宋代使者眼中，这不是一个值得称赞的历史奇迹，而是一种可悲的损失和堕落:“近年来，它被称为尚汉仪，朴茂之风也被取代。(匿名:呻吟语)
1125年正月(宋宣七年，金天会三年)，宋使徐亢宗一行来到金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今年2月，辽天佐帝被俘，10月金兵南下伐宋，北宋即将面临灭亡的命运。离马扩之行只有三年了，使者们再也感觉不到“朴茂之风”了，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暴发户的大排场，耀武扬威。上京看起来仍然很荒凉。与其说它是一座城市，不如说它是一片牧区。然而，在这片荒野中建造的皇城，即使在宋代东京的使者眼中，也是“非常强大”、“甚奢”。被称为“乾元”的大厅尚未建成，但壮观的规模已经显现出来。大厅里有大量的仪式和卫士，使者的礼仪变得非常繁文缛节。这与三年前马拓看到阿骨打并递上国书的场景大不相同。朝见当天，殿前设置了“御厨宴”，食物依然是各种具有女真特色的肉类面食，但食具酒器却极其奢华，甚至有传说中纣王使用的象筷，传达出浓郁的腐化气息:“朱漆银装镀金前，果玉、酒金、食器龟甲、勺子象牙。第二天宴会上演了大规模的乐舞，场面宏大热闹，“服色鲜艳，颇类中朝”。然而，奇怪的场景突然出现了：“又有五六个女人，涂着丹粉色的衣服，站在百戏之后，各持两面镜子，高下手，镜子闪烁，就像祠堂里画的电母一样，这是奇怪的。根据学者的研究，这应该是萨满教巫术的一种仪式(钟邦直:《宣和乙思奉使金国行程录》)。在使者眼里，金人壮丽的宫殿，豪华的器具，讲究排场仪式，处处透露着夷狄凌驾甚至包吞中国的可怕野心。女真在全面学习中原礼乐文化的同时，总是夹杂着女真族自身的特点。所有这些都让使者感到“类”和“不同”。使者对这种既有自己又有自己的“他人”表现出相当的厌恶和恐惧。
“中朝制度”的真相
洪浩在金十五年(1129-1143年)，长期生活在会宁府附近的冷山(今黑龙江省五常县)，是女真贵族重臣希尹的部落。在此期间，洪浩教希尹八子与女真贵族、仕于金朝的汉族士人有很多接触。洪浩在黄金时期，是金朝大规模快速采用中原王朝规章制度，建立中央集权国家，在松漠纪律中，他有意识地详细记录了金朝制定的官方制度、法律、科举考试，其规模意图不宏大，不仅采摘辽宋，甚至追逐唐朝，表现出成为正统王朝的强烈意愿。然而，洪浩总是强调，这种渴望成为正统王朝的“易迪”，并没有改变“中朝制度”立面下野蛮腐败的氛围，而是随着文明的进程而腐败了一天。
金熙宗即位后，大杀宗室，由多头政治演变为皇权独尊。他在皇统第一年(1141)亲祭孔庙，以儒家为基础，在皇统第三年(1143)颁布了《皇统新律》，“大地遵循中朝法律”。但洪浩透露，这一法律制度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是“自便”的，“如殴妻至死，非用器刃者不加刑”。这显然是为了保护许多娶妾的女真贵族，使他们的主房间不敢嫉妒。对此，北方汉族妇女“莫不唾骂”，作为一个女人，连奴隶都不如，“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这样的朝廷和法律。
《松漠纪闻》详记金朝科举制度，多为《金史·选举志》所不记载。根据《金史·选举志》，金朝的科举制度既采唐宋，又增加了损失，不仅远超辽代，“其及其出身，视前代特重，而且法也秘密”。元初盛行“辽以释废，金以儒亡”的说法。从洪浩所记的乡试、府试、会试三级考试制度和科目来看，确实是“井然有序”。然而，洪浩指出，金朝的科举制度不仅不公平，而且在官场贿赂公众，士兵和官员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科举制度完全丧失了举人和教育的意义。
洪浩的全文包括金熙宗天眷二年(1139)、翰林学士燕地汉族士人韩芳颁发的《定制书籍》和《诏书》。正是宗宪所说，制定“天眷官制”的精神：“方今奄奄一息，辽宋时远引前古，因时制宜，成为一代之法。何乃近取辽人制度？"(《金史》卷70宗宪传》)在金朝建立中央集权官僚国家的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但洪浩告诉宋人，美其名曰参用唐宋法制，但实际的“废弃施工”问题很多。其中，最严重的是监管制度是徒劳的：建议官员兼任他的官员，皇家历史台的官员都是备员，弹劾大臣和讨论政治事务的人很少。虽然当地有水使，但没有举报和揭露的责任，这使得官员们毫无畏惧地贪污和浪费法律，而有权势的女真贵族则横行霸道，人民不堪命。
对于宋代士人来说，金朝最重要的表现是“强大的中国风格”和“最终不相似”，这是金朝士人的不良待遇，特别是对官员的鞭挞，反映了女真政权的困难和“文学治理”的野蛮性。1169年(宋乾道五年，金大定九年)，楼钥到临淮县(今江苏盱眙县附近)，得知临淮县长被鞭80；在相州(今河南安阳)，又遇到一位姓马的校长向他抱怨，说:“这里和奴隶一样。虽然官员很高，但他们很有活力。”(《北行日录》)。
当女真族进入中原，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时，她们确实将自己的政治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的奴隶主义观念带入了中原君主士大夫的政治模式。现在学术界普遍达成共识：辽、金、元、清都有不同程度的主奴关系，渗透到整个官僚统治体系中。
这也意味着儒家倡导的“君待臣以礼，臣事以忠”从根本上被破坏和消解。官僚体制中主奴关系的泛化很可能是宋朝以后中国君权专制日益加强的根源之一。从这个角度来看，南宋使者的观察是深刻的。
痛苦的“以夷变夏”
1141年签署的“绍兴和议”无疑是对宋朝人民的丧权辱国。可想而知，前往金朝称臣纳贡的使者经过沦丧的中原故土，看到自己被困在胡虏的遗黎。宋光宗时代(1189-1194)的诗人姜特立，父亲在靖康时期去世。当他踏上中原时，丧父的仇恨和亡国的痛苦突然被唤醒，成为一种亲身的感觉:“中原的旧事变成了新的仇恨，增加了回来的太阳穴霜。(《梅山续稿》卷一《使北二首》)这首诗讲述了南宋使者70年来出使金朝的共同痛苦经历。在这种情况下，使者通过个人经验指出，所谓的“大金”是一种侵犯中原和俘虏我们人民的政权。它并没有真正把中原当作自己的家，而是剥夺了中原和汉族。这种观察和写作确实暴露了金朝一直相当严重的民族矛盾，但南宋士人在仇恨情绪下的“偏见”也很明显。
建筑钥匙于乾道五年(1169)十月使金，金世宗大定九年。金世宗即位后，为了挽救中原女真族的腐败，启动了复兴女真文化的运动，大力倡导儒家思想，培养学者，实施宋朝和解政策，积极恢复生产，缓解民族矛盾。三十年来，“大定之治”一直被称为金朝的盛世，中原人民称金世宗为“小尧舜”，名声传到南宋，朱曦曾进行过讨论。但在《北行日录》中，楼钥主要反映了汉族官民对金朝的极度怨恨。楼钥一行在前往开封的路上遇到一辆运载交子的车辆向北行驶，他说这是“金人浚民膏血以实巢穴，府库多在上京，路上见运输车辆。河南人很穷，钱也越来越少。回来的路上经过相州，在夜宿城外的安阳驿，司机向他抱怨:“我看到父母说生计人口被他毁了，我这一代人只叫他当贼。河南和河北的钱像往里走，更不能生存。“第二年，范成达出使后，在开封，他全文抄录了海陵王设立的钞票交易所的钞票，并评论说，这是金朝实施的残酷剥削河南殖民政策，以“收集铜钱，运气好。”过河即用见钱，不用钞票。 (揽缰录)。意图是金人不把黄河以南地区当作自己的土地，他们总是在为回到北方的家乡做准备。这似乎已经成为南宋士人的普遍认识。1193年(宋绍熙四年，金明昌三年)使金许及之诗：“战车却民财积上京，民贫政自不相关。(《涉斋集》卷17《夺玉石桥》
金朝入主中原后，特别是西宗、海陵王、世宗时代，礼仪制度迅速汉化，但也夹杂着一些民族特色。在使者看来，中国礼乐已经被伊迪从内部篡改，失去了纯粹的本色。他们哀叹在中原很难找到中国文化。为了了解金人和议的条件，洪浩的儿子洪适合龙兴两年（1164）12月前往金朝。当他经过保州（今河北保定）时，他一大早醒来，听到城头鸣角的声音。他感到很奇怪，不禁叹了口气：“我已经把我的悲伤变成了一个清晰的角落，但我受伤了。“(《盘洲文集》卷5《次韵保州闻角》)乾道六年(1170)来到金朝的范成大，发现“俘乐变中国”。当他终于在真定(今河北正定)的招待宴会上观看了北宋乐舞《高平曲》，由“京师老乐工”演奏时，他不禁感慨万千:“我从来没有忍受过栖息地的舞蹈，但我依赖黄钟根。(《石湖居士文集》卷13《真定舞》
最让使者感到痛苦和恐惧的不是易迪强大的中国风格，而是中原人民已经习惯了胡俗，并逐渐与易迪同化。如此双向的浸渍和混合最终将使整个中原成为一个“异国情调”，我们的家庭将成为一个“北方人”。真的很可怕，它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变质”的中原文化。楼钥看到开封接待使者的承应人“跪着或跪着，跪着的北礼，这里还是中原礼数，声音也有微带燕音，特别让人感叹”(《北行日录》)。范成大所见所感的“以夷变夏”情况比楼钥更严重，所以都东京的“民也长习胡俗，态度爱好，与之俱化，甚至衣服等等，其制作都是胡”。相国寺依然繁华，寺榜虽然还是宋徽宗御书，而寺内杂货“只是胡俗所需”。在相州，道边民众见使者“常流泪，老姬跪拜者尤其多，指使人云:‘这个中国佛国人也’”。由此可见，他作为中国人的历史记忆已经遥远而模糊。到邯郸，看到城墙外有居民用长竿挑一只白狗，用一竿捆茅草浸酒，上面有揭条。人们告诉他，这本来是女真人祭天之病的习俗，现在却是为汉人效法(《路虎》)。到了淳熙四年(1177)，使者周瑜已经感受到了淮河两岸的“风气异常，问候不均”(《清波杂志》卷3“朔北气候”条)。金宋以淮河为境，本来是人为划定的，它的南北都是中国大地，但分离半个世纪后，却让人觉得两国的分界其实就像天设地造一样。
通过使者的眼睛，不难看出，中原在100多年的时间里，多民族杂居与融合，在融合中产生了新的融合趋势，导致中原文化的变化，北方形成了不同于南方的“中国文化”。
如何了解10到13世纪的中国文化？
从10世纪到13世纪，是中华世界再次分裂和重组的大时代。在辽、金统治地区的士人眼中，宋朝是“南朝”，辽、金是具有与宋朝争夺正统资格的“北朝”。特别是在金朝，经世宗、章宗时期的大兴文化教育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制度、习俗、儒家、文学艺术，可以“在唐宋之间独立”，具有与宋朝竞争的文化意识。今天，我们仍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理解和想象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化，宋朝文化等同于10-13世纪的中国文化。用“唐宋变革”来总结这个时代历史变化的说法反映了这种偏见。
正如许多学者所认识到的，辽金文化的形成很难“中国化”，但中原文化和北方文化相互“涵盖”的结果。辽金文化是一种不同于原北方文化和原中原文化的“第三种文化”。南宋使者对这种文化涵化现象的厌恶、恐惧和排斥告诉我们，宋人想要严格区分“夷”的“夷”并不是处处反对“中国”的“古夷狄”，而是混合了华夷、兼容胡汉、颇具“中国”的“今夷狄”。相比之下，宋使者欣赏和赞扬了没有太多汉化的“夷狄”。“今天的夷狄”改变了他们看似“中国文化”的杂交文化，混淆了真正的“中国文化”，但也有侵犯和取代原始“中国文化”的趋势，从而使真正的“中国文化”完全消失。这种恐惧是以前从未见过的。宋人的“华夷之辨”不仅要表达民族危机，更要表达深刻的文化危机，这是宋朝以前的“华夷之辨”所没有的。
两宋“华夷之辨”的急迫和“中国”意识的增强，恰恰说明了北朝另一种“中国”意识的存在，对其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和威胁。辽朝与北宋对峙，有很强的“中国”意识。据学者研究，兴宗之后，契丹声称“中国”已经清楚地看到了所有的文献和墓志碑。兴宗重熙七年以《传国宝者为正统赋》试进士。道宗后，自称中国“正统”的史料频频出现。辽道宗(1055-1101年在位)的言行特别能说明契丹统治者以“中国”为己任，表现出文化自信。据《松漠纪闻》记载，一汉臣为道宗讲《论语》，直到“夷狄之有君”才敢说，道宗说：“上世，荡不礼法，所谓之夷。我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当谈到“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时，道宗说：“我闻北极下是中国，这不是地邪吗？“统治中原百年的金朝，不断运用各种政治文化手段，声称取代宋朝成为“中国”，讨论“德运”和“正统”最具代表性。从明昌四年(1193)十二月开始，朝廷开始讨论金朝的德运，直到宣宗贞佑四年(1216)才结束。泰和二年(1202)十月，以金为土德继宋，罢修辽史。金朝后期的儒家思想，如赵秉文，在“正统”问题上与南宋道教学家有着完全相同的看法。他认为，判断中国“正统”的标准既不是特定的地区，也不是种族，而是是否以“公天下之心”行“公天下之道”：“《春秋》：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入中国则中国之。武侯有公天下之心，宜称汉、汉、公天之言。自余则否。“(《闲置老人富水文集》卷14《蜀汉正名论》)这样，金南宋都声称通过抽象化、理性化“中国”来垄断“中国”。北朝的“中国”意识不能以“民族主义”为基础、定义了“国家观念”。
葛兆光教授认为，宋代具有现代民族主义色彩的“华夷之辨”和“中国”意识，是“中国”认同意识的历史源头和基础(25-26页，中国书局，2011年)。我想指出的是，中国民族主义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宋代，但宋代以“中国”为标准的“中国”意识并不是历史上“中国”意识的主流，也不是现代“中国”认同的基础。在这个时代、后来甚至近代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不是宋代强调同质性、内向化的“中国”，“中国”意识不能被宋代具有现代民族主义色彩的“中国”意识垄断。有人曾告诉朱，金朝进士所作的赋“气脉厚”，朱说：“那是气象大，说得出来，不是那边的人会。“(《朱子语》卷109)元好问作为鲜卑族后裔，在金亡后编写了《中州集》，其中包括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诗人及其作品，包括宇文虚中、蔡松年、吴激、辽进金王枢、渤海大族王庭筠、高宪、女真人、石抹世积、契丹人耶律履、司马朴、滕茂实、朱本。这种“中州”反映了金朝多民族、多元文化的混杂交融。宋入元遗民家铉翁感叹道：
盛！元子之为这个名字，广泛！元子的意图也是如此。丈夫出生在中原，视九州四海的人犹豫同国，出生在几十百年后，视几十百年前犹豫同世的人...如果是元子，可以说是天下士！几百年来，一定有说出来的人。
元好问的“中州”似乎在呼唤和预示着一个包容多样、异质并存的“大中国”的出现。(江湄)
